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，曰“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”而已。福不多享，故总以俭字为主，少用仆婢，少花银钱，自然惜福矣;势不多使，则少管闲事，少断是非，无感者亦无怕者，自然悠久矣。斟酌再三，非开缺不能回籍。平日则嫌其骤，功成身退，愈急愈好。

月圆则缺，盈满则亏。曾国藩功成名就、春风得意之后，丝毫没有飞扬跋扈、洋洋自得之态，反而处处小心，慎之又慎。曾国藩认为，越是身居高位，越要谦恭谨慎，清廉自守，方为持盈保泰之道。他说:“管子云:斗斛满则人概之，人满则天概之。于谓天之概无形，仍假手于人以概之。霍氏盈满，魏相概之，宣帝概之;诸葛恪盈满，孙峻概之，吴主概之。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，则已晚矣。吾家方丰盈之际，不待天之来概、人之来概，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。”这就是说，当出现丰盈之象后，不能自我膨胀，肆无忌惮，而要看到孕育的危机，恪守自概之道，才不至于“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”，从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
那么，什么是“自概”呢?曾国藩说:“自概之道云何，亦不外清、慎、勤三字而已。吾近将清字改为谦字，慎字改为谦字，勤字改为劳字，尤为明浅，确有可下手之处。”所谓“自概”，也就是“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”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，他更加重视教育后代如何做人，苦心于事业的存续上。他要求儿辈半耕半读，“以守先人之旧，慎无存半点官气”，特别强调“不许坐轿，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事。其拾柴收粪等事，必须一一为之;插田莳禾等事，亦时时学习之”，也就是说，“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”。他还反对给子孙积攒钱财，购置家业，因为“银钱田产，最易长骄气逸气。我家中断不可积钱，断不可买田;尔兄弟努力读书，决不怕没饭吃”。相反，他教导子女读圣贤之书，把书中的道理“体到身上去”，与内心生活、日常言行联系起来。他说:“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。”又说:“凡富贵功名，皆有命定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惟学作圣贤，全由自己作主，不与天命相干涉。”从这些言论中，不仅可以看到曾国藩韬光养晦的处世智慧，还有人格修炼的内圣境界，很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