勤俭自持,习劳习苦,可以处乐,可以处约,此君子也。服官二十年,不敢稍染官宦气习,饮食起居,尚守寒素家风,极俭也可,略丰也可,太丰则吾不敢也。凡仕宦之家,由俭入奢易,由奢返俭难。尔年尚幼,切不可贪爱奢华,不可惯习懒惰。无论大家小家、士农工商,勤苦俭约,未有不兴,骄奢倦怠,未有不败。 大抵军政吏治,非财用充足,竟无从下手处。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,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,以不言有无,不言多寡为高。实则补救时艰,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。叶水心尝谓,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不讲,良为通论。
勤俭自立,习惯劳苦,能够置身于优裕的环境中,也能够置身②节俭的环境中,这才是知书达理的君子。我做官二十年,一丝一毫不敢沾染官宦的奢侈习气,日常的饮食起居,还谨守着贫寒朴素的家风,极为俭朴也可以,略微丰裕也可以,但是太丰裕就不敢领受了。凡是做官的人家,由俭朴到奢侈很容易,可是由奢侈恢复到俭朴可就难了,你年纪还小,千万不敢贪恋奢侈浮华,不可养成懒惰习气。无论是资财丰厚的大家族还是勤劳俭朴的小家庭,无论是士子、农民还是雇工、商人,只要是勤俭节约的,没有不兴旺的;只要是骄奢倦怠的,没有不破败的。 大抵治军、治国方面,没有充足的财力物资,就无从下手。自从王安石因谈论财利而被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评论批驳后,后世的君子们就都避开理财的问题,以从不说有无钱财和财力多寡为清高。实际上到了补救国力、扭转时势的时候,断断不是贫穷困苦就能解决问题的。叶适曾经说过,仁人君子不应当不讲理财问题,这真是个很通达的说法。
夷务本难措置,然根本不外孔子忠、信、笃、敬四字。笃者,厚也。敬者,慎也。信,只不说假话耳。然却极难。吾辈当从此字下手,今日说定之话,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。如必推敝处主持,亦不敢辞。祸福置之度外,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。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,请邀之来皖一行。 以正理言之,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。以阴机言之,即句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。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,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,从无受侮之事。孔子曰能治其国家,谁敢侮之。我苟整齐严肃,百度修明,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。既不被欺凌,则处处谦逊,自无后患。柔远之道在是,自强之道亦在是。
洋务问题本来很难处置,但根本问题,也不外乎孔子所说的“忠、信、笃、敬”四个字。笃,就是质厚敦实。敬,就是谦虚谨慎。信,就是诚实无华。然而,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,真正做到是极难的。我们应当从这几个字下手,今天说定的话,明天不能因为小的利害关系就改变。如果一定要推举我主持洋务,我也不敢推辞。我可以将祸福置之度外,但是因为不了解外国的情形而深感忧虑。上海那里如果有很懂洋务、了解洋情而又淳厚正直的人,可以请他到安徽来一趟。 从正理上说,我们以孔子的忠敬来与洋人打交道。从权谋机变上说,我们可以采用勾践自辱其身以使洋人骄傲的方式来对付洋人。听说前些日子,上海的兵勇大多都被洋人侮辱轻慢,而自从你带湘淮各处兵勇防卫以来,还从没有发生过受辱的事情。孔子说:“能够自治的国家,没有人敢侮辱。”如果我们整齐队伍严肃法纪,各种事宜都处理得妥当,自然不会无端受侮。既然不被欺凌,就要处处谦逊,这样自然就没有后患了。以柔远之道谋发展是这样,自强之道也是这样。
第就各省海口论之,则外洋之通商,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于。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,行销中华。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,行销口岸。通商始广东,由闽、浙而江苏、而山东,以达于天津。盐务亦起于广东,由闽、浙而江苏、而山东,以达于天津。吾以“耕战”二字为国,泰西诸洋以“商战”二字为国。用兵之时,则重敛众商之费;无事之时,则曲顺众商之情。众商之所请,其国主无不应允。其公使代请中国,必允而后已。众商请开三子口,不特便于洋商,并取其便于华商者。中外贸易,有无交通,购买外洋器物,尤属名正言顺。
就各省的出海口来说,我认为和外洋通商,正和内地的盐务相同。通商就是以海外的土特产,在中华大地上售卖。盐务也是以各海滨的特产,行销到各个口岸。和国外通商,由广东开始,由福建、浙江到江苏,再到山东,最后到天津。盐务也是兴起于广东,由福建、浙江到江苏,再到山东,最后到天津。我们国家以“耕战”两个字为立国之本,西方各国则以“商战”两个字为立国之本。需要动用军队时,就狠狠地收取商人的税收;和平无事时,就照顾随顺商人的要求。只要是商人们所请求的,国王没有不应允的。他们的公使代表商人向中国提出的事务,一定要听到应允方才罢休。商人们请求开放三个港口,不但便利洋商,也便利华商。中国和外国商贸交易,就是要互通有无,所以购买实用的外洋器物,更是名正言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