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古盛时，圣君贤相承继熙洽，道德之精，沦骨髓，而学问之意，达于闾巷。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，汉阳之游女，皆含性贞娴吟咏，若伊莘、周召、凡伯、仲山甫之伦，其道足文工，又不待言。降及春秋，王泽衰竭，道固将废，文亦殆殊已。故孔子睹获麟，曰:“吾道穷矣!”畏匡曰:“斯文将丧!”于是慨然发愤，修订六籍，昭百王之法戒，垂千世而不刊，心至苦，事至盛也。仲尼既没，徒人分布，转相流衍。厥后聪明魁桀之士，或有识解撰著，大抵孔氏之苗裔。其文之醇驳，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:见道尤多者，文尤醇焉，孟轲是也;次多者，醇次焉;见少者，文驳焉;尤少者，尤驳焉。自荀、扬、庄、列、屈、贾而下，次第等差，略可指数。
夏、商、周三代的鼎盛时期，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相世代相传，社会清明安定，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的心中，讲求学问的风尚普及到市井乡间。因此，那时候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，还是江汉水边游玩的女子，都天性淳厚贞静，善于吟咏自己的情性。至于像伊莘、周召、凡伯、仲山甫等人，他们的德行完美，文才精工，自然不用多言。等到了春秋时期，君王的恩泽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