翰臣方伯廉正之风，令人钦仰。身后萧索，无以自庇，不特廉吏不可为，亦殊觉善不可为。其生平好学不倦，方欲立言以质后世。弟昨赙之百金，挽以联云:“豫章平寇，桑梓保民，休讶书生立功，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;翠竹泪斑，苍梧魂返，莫疑命妇死烈，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。”登高之呼，亦颇有意。位在客卿，虑无应者，徒用累歔。韩公有言:“贤者恒无以自存，不贤者志满气得。”盖自古而叹之也。

韩愈在《与崔群书》中描写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:“自古贤者少，不肖者多。自省事以来，又见贤者恒不遇，不贤者比肩青紫;贤者恒无以自存，不贤者志满气得;贤者虽得卑位，则旋而死，不贤者或至眉寿。”那么，我们又该如何抉择呢?韩愈说:“合于天而乖于人，何害?况又时有兼得者耶?”韩愈的结论是，为人处世如果能够符合天道，那么即便背离人意，又有什么妨碍呢?何况有时能够做到二者兼得。曾国藩在看到清廉之臣身后萧索的现实时，也产生过“不特廉吏不可为，亦殊觉善不可为”的消极想法，但他随即清醒地认识到，这正是晚清以来吏治腐败、国力衰微的思想根源。而想要移风易俗，力挽狂澜，就必须从“立德立言”的高度明辨是非，正人视听。

曾国藩自己在郁郁不得志时，反省说:“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工夫，故不能不动心。”他发挥孟子的“养气”之说，借以自强自立。他说:“欲求养气，不外‘自反而缩，行慊于心爷两句;欲求行慊于心，不外‘清、慎、勤爷三字。因将此三字多缀数语，为之疏解。‘清爷字曰:名利两淡，寡欲清心，一介不苟，鬼伏神钦。‘慎爷字曰:战战兢兢，死而后已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‘勤爷字曰:手眼俱到，心力交瘁，困知勉行，夜以继日。此十二语者，吾当守之终身，遇大忧患、大拂逆之时，庶几免于尤悔耳。”后来，他又将此三字改为“廉、谦、劳”，力图浅显易懂，便于初学下手。

不论是“清”，还是“廉”，都是要求“不贪财，不苟取”。曾国藩初办团练，也是标榜“不要钱，不怕死”，为时人称许。这正是岳飞所说的:“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怕死，则天下治矣。”可见，吏治腐败是国家败亡的主要原因。因此，曾国藩以“勤俭”二字严律自己，也以“勤俭”二字训诫后代，即使后来出将入相，年近垂暮，也时常以“勤俭”二字针砭自己，在“廉”字上狠下工夫。他说:“富贵功名，皆人世浮荣，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。⑧近年专在此处下工夫，愿与我弟交勉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