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精微之意，行吾威厉之事，期于死者无怨，生者知警，而后寸心乃安。待之之法，有应宽者二，有应严者二。应宽者:一则银钱慷慨大方，绝不计较，当充裕时，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，当穷窘时，则解囊分润，自甘困苦;一则不与争功，遇有胜仗，以全功归之，遇有保案，以优奖笼之。应严者:一则礼文疏淡，往还宜稀，书牍宜简，话不可多，情不可密;一则剖明是非，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，而适在吾辈辖境，及来诉告者，必当剖决曲直，毫不假借，请其严加惩治。应宽者，利也，名也;应严者，礼也，义也。四者兼全，而手下又有强兵，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。

曾国藩主张立法执法要严，但并非漫无条率，而是要“以精微之意，行吾威厉之事，期于死者无怨，生者知警，而后寸心乃安”。这里的条率大致可归纳为四点:一是执法人员品格公正严明，二是不得任意赦免和赎罚，三是反对冤狱累讼、私自关押，四是要求州县长官躬亲六事、规定清讼期限。可以说，这是当时较为公正公平的，是以爱民为根本的。

这点也是曾国藩“礼”、“仁”二字治军的重要表现，他认为，用恩莫于用仁，用威莫于用礼。正如孔子所谓“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”，圣明的君主要做到赏罚分明、恩威并举才能得天下。“仁”、“礼”二字形成了他独特的“两宽两严”的治兵之法。

“两宽两严”治兵之法既是曾国藩早年浸淫儒家伦理中的哲学总结，也是他带兵征战多年经验教训的总结。他认为对犯了政治错误打算施加惩罚的下属，就应“礼文疏淡，往还宜稀，书牍宜简，话不可多”。相反，对那些真正愿意上前线冒死冲锋，有战斗力的下属使用银钱方面应当宽松，无论是充裕还是窘迫，都应该慷慨大方，分利于他。他认为这些下属多数来于底层贫困之家，他们舍身不顾，只为战胜后得到赏钱分与家人。若此时长官还要借名义克扣剥削，重者哗变造反，轻者怠惰脱逃。曾国藩深知筹饷不易，正如他自己说:“若不从爱民二字上用功，则造孽大矣!”

曾国藩主张礼法结合，既靠峻法来治军，也以“仁”、“礼”来爱军，诸军均受他的感化，均遵守其约束不改变。当时，他带领的湘军为天下劲旅，四方有警，都争相前往救援，而浙江、福建、四川及淮河流域各地都仰仗他的湘军以为稳固，以致成就了湘军日后的战斗力和功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