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，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，则布局立意，常有熟径可寻，而腔调亦左右逢源于。凡读文太多，而实无心得者，必不能文者也。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，有纯熟之将领，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。 此时自治毫无把握，遽求成效，则气浮而乏，内心不可不察。进兵须由自己作主，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。非特进兵为然，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。应战时，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;不应战时，虽他营催促，我亦且持重不进。若彼此皆牵率出队，视用兵为应酬之文，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。

曾国藩认为，阵法要烂熟于心，方能临战不怯，临危不乱。曾国藩以儒臣带兵打仗，他往往通过史书中的古战例来熟悉战争类型，做到胸有成竹，然后制定相应的方略，克敌制胜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张兴世之据钱溪，宋子仙之取郢州，许德勋之下黄州，皆水路越攻而胜。王琳之下金陵，以水路越攻而败。尉元之取下邳四城，李愬之入蔡州，郭崇韬之策汴梁，以陆路越攻而得之。李道宗之策平壤，李泌之策范阳，以陆路不越攻而失之。”从这些战例中，曾国藩得出结论:“成败得失，固无一定之轨辙也。”“故知胜败无常，视将才为转移耳。”为了攻克江陵，他翻阅大量古籍，记下很多关于越镇越寨或胜或败的战例。比如，其中一条是探讨唐太宗亲征高丽的:“唐贞观十九年，太宗亲征高丽。既拔辽东、盖牟诸城，至安市。将决战，高丽靺鞨合兵为阵，长四十里。江夏王道宗曰:‘高丽倾国以拒王师，平壤之守必弱。愿假臣精兵五千，覆其本根，则数十万众可不战而降。爷上不应。后攻安市，竟不能拔。降将请先攻乌骨城，众议不从，遂自安市班师。”曾国藩评论说:“道宗请越安市而进攻平壤，此虽险途，而实制胜之奇兵也。太宗不从，无功而返，此不能越攻之失者也。”

曾国藩又说，用兵要出奇制胜，不可受人牵制，勉强应战。孙子说:“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。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。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”用兵打仗就是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，造成敌人的错觉，使敌人判断失误，因此需要千变万化，出其不意。他在《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》中说:“礼俗政教，邦有常典。前贤犹因时适变，不相沿袭，况乎用兵之道随地形赋势而变焉者也，岂有可泥之法，不敝之制?”他又说:“凡可得而变革者，正赖后贤相时制宜，因应无方，弥缝前世之失，俾日新而月盛。又乌取夫颛己守常，姝姝焉自悦其故迹，终古而不化哉?”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;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学习和运用古代的战略战术，不能泥古而不化，还要处处从实际出发，相时制宜，审时度势，这样才能因敌变化而取胜，才能随时择善而不败。